王茜：科技—文学—理论”三重动因与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塑形
【引用本文】王茜：科技—文学—理论”三重动因与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塑形[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王茜，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邮箱：qwang@ccc.ecnu.edu.cn。
摘 要
20世纪，随着计算机科学、现代生物科学、新材料物理学等新科学的发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一个超越欧洲近代人本主义生命观的后人类生命世界正在逐渐生成，科技、文学和理论则是此生成过程中的关键塑形力量。其中，新科技使具有生命跨界色彩的后人类生命形态从理论到现实都获得了存在的可能，科技是后人类生命世界的物质塑形力量；文学通过对未来世界的虚拟呈现疏泄新科技带给人的心理冲击，作为使人们在想象中提前介入未来生活的精神操练手段，它们是后人类生命世界的情感塑形力量；文化理论则立足现实生活与文学作品的阐释空间展开深刻有力的哲学反思，以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创构重释生命本体论，提出新生命伦理价值观，它们是后人类生命世界的观念塑形力量。三重动因在后人类生命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密切联动，对其联动关系及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出跨学科视域对于理解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后人类；控制论；科幻文学；生命本体论
1977 年，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发表了《作为表现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一种后人类的文化》一文，其中说到“人类的形式——包括人类的欲望及其所有外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五百年的人类主义可能即将终结，它将自己转变成我们不得不无奈地称之为后人类主义的东西”，这是“后人类”概念的首次提出。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人类与女神的孩子，是天空和大地、自然和文明的联结者，哈桑借助这个神话形象隐喻一种有可能融合“想象与科学、神话与技术、语言与数字”的新文明和新生命模式的未来。“后人类”并非指我们变成了什么与之前不同的新物种，它是对一个人类自我认知、生命存在形态以及生命伦理观正在悄然变革的时代的敏锐勾勒。这是一个由计算机科学、现代生物学以及新材料物理学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开启的时代，与历史上前两次技术革命相比，20世纪技术变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技术已经不只是供人类改造世界的外在工具，而是反过来逐渐渗透主体的生命边界，与主体融合，成为主体自身的内在塑形力量。当人工智能开始替代人类工作和从事艺术创作，辅助性医疗器械能够与病人的身体有机融合，生命基因可以被编辑和改写时，由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近代人本主义生命观便开始动摇，生命观的变化又会引发人类对机器、动物以及人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等各种存在者的伦理态度的变化，一个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新生命世界正在形成中。“生命世界”既包括构成一个文明世界的全部物质存在，也包括其生存者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价值理想等一切使自然物理空间弥散着意义感的精神内容。技术、文学艺术和理论共同参与了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塑形：文明世界的蜕变总是始于技术变革，技术使打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者的生命边界在实践上成为可能；文学艺术作为存在者在世经验的表达与交流，既传递人们对于变革的期冀与忧患，又是对正在渐次铺展的未来生活的“免疫式”适应训练，文学不仅想象未来，而且作为行动的预警和提示影响着未来的走向；理论则负责从现实的砂砾之下发掘隐匿的矿脉，它通过创造新概念与新理论话语系统加速旧观念的衰朽，并使那些原本微弱的发展倾向明晰化，发出关于新生命伦理观和价值观的洪亮宣言。并没有突然降临的后人类生命世界，我们已经处在由“技术—文学—理论”三重动因共同牵引的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塑形过程中，下文将对这三重动因在彼此联动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加以解释。
一、科技：生命跨界的科学理论实践与物质塑形
作为20 世纪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计算机科技不仅改变着人们的交流与工作方式，更引发了对主体性、人类与非人类生命边界以及生命活动的本质等诸多问题的深层哲学思考，正如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说：“最近25 年，在我们关于环境是怎样一回事，有机体是怎样一回事，尤其心灵是怎样一回事的认识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这些进步来自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相关科学。”在2023 年年初首映的电影《流浪地球2》中，计算机科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得以呈现，影片中有两个情节特别引人注意。其中之一是协助工程师工作的人工智能MOS，在影片前半段与人类进行语言交流时还完全无法对幽默做出恰当反应，发展到剧情后半段时已经能够和人讲冷幽默开玩笑，其表达方式越来越接近人类。第二个情节则是构成整部影片的一个关键主线，即人类未来究竟选择像丫丫那样变成数字化生命，将生命信息存储在网络上，还是坚决保留我们的物质性肉身，与地球一起流浪。这两个情节关联着计算机科学发展引发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对人类主体性的思考，二是在信息论、控制论影响下对生命的“祛物质化”理解。从心灵到肉身，构成人类生命的两个基本支柱都在新技术面前遭遇质疑，发生动摇；并且由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多个领域中的应用，这种质疑与反思已经开始引起大众的普遍兴趣，这些都说明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帷幕已经拉开。
在向后人类生命意识转变的过程中，信息是一个关键词。信息论的创始人、美国科学家香农（Claude Shannon）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比如当我们在收音机嘈杂的沙沙声中突然分辨出一句话时，这句话就代表着信息，信息意味着从随机性中出现了某种模式，它是一种“没有维度、没有物质、与意义没有必然联系的概率函数”。控制论的奠基人维纳认为“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贝特森则认为信息的本质是差异性，感知就是从捕捉差异性的信息传递活动的开始。按照贝特森的看法，“人类感觉器官只能接收差异的信息，而且这些差异必须被编码成时间进程中的事件（即成为有关变化的信息）后，才能被知觉到”，所以信息是一个“与时间有着特殊关系的概念，它与‘改变’的概念有关，而非‘物体’的概念”。总之，信息不是物质或实体，一旦信息传递被视为生命活动的本质，对生命存在的“祛物质化”理解也就顺理成章。信息可以通过数学运算来表达，计算机从事信息处理工作的基本原理就是将外部指令转化为以硅基芯片为媒介传输电信号的二进制运算活动。“计算机在进行运算时，不过就是根据事先决定的一套固定规则从1和0 这两个数字中进行一系列新的选择。换句话说，计算机是由一组结构相同的替续器构造起来的，每个替续器只能处在两个状态中的一个，即‘通’或‘不通’。”在控制论的创始人科学家维纳看来，有机生命体的神经系统运作机制正好与计算机的二进制运算原理相同，因为神经元细胞“动作起来就像理想的替续器……它们通常的生理活动极其符合‘全或无’原理，就是说，它们或者处在休止状态，或者在‘激发’（fire）时历经一系列与刺激性质和强度几乎无关的兴奋”。以信息为中介，人脑与机器的隐喻关联在控制论诞生之初便已经建立起来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家们尝试研制一种能像有机生命体那样对环境做出灵活反应的控制论机器。发明控制论机器的初衷原本是要模仿生物机体的活动方式与效果，但维纳又反过来将作为被模仿对象的生物机体比喻为作为模仿者的机器，认为作为稳态机构的身体的内部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由恒温器、氢离子浓度自动控制器、调速器等构成的系统，它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化学工厂”，而“任何组织所以能够保持自身的内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许多科学家都尝试通过研究大脑这个最完美的控制论系统获得启发，比如，1943 年美国科学家麦卡洛克（W. McCulloch）和瓦尔特·皮茨（W.Pitts）共同提出的神经元网络模型，就是把神经元当作一种二元阈值逻辑元件，这开创了神经网络研究的先河，也将计算机科学与神经生物科学密切地绑定在一起。在后来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虽然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赞同将主体活动解释为大脑的逻辑运算，但这种观点却一直颇具影响力并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论基础。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科学家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就曾表示，“大脑不过是肉做的机器”，它通过其拥有承担不同功能的数千个部件进行运作，“感觉”“情感”“意识”不过是众多部件在极其复杂的配合关系下运作的结果。明斯基通过将大脑活动解释为机器运算消除了主体的神秘性，在他看来，“人类的尊严正来自人类自身的构造：处理多种情况和困境的不计其数的方法。多样性正是人和动物以及与过去所制造的机器的主要区别所在”，所以只要是对大脑的运行方式研究足够细致，就必定能设计出接近人类智能的机器。这样，通过把生命活动解释为以逻辑运算为本质的信息活动，在大脑神经元活动与计算机运算之间建立隐喻关联，将人类认知活动聚焦于大脑功能这几个关键步骤，人类与智能机器的亲缘关系就牢固地建立起来。
除了把人类生命视为一种高度复杂的控制论机器以外，推动人与机器生命边界的融合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人工生命的出现。凯瑟琳·海勒曾将控制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动态平衡反馈系统的研究为中心，第二阶段以“反身性”概念为中心，就是将观察者对系统的观察也纳入到原本只是作为被观察对象的系统中，使之成为激发系统生成发展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第一阶段作为智能主体的动态平衡反馈系统发展为第二阶段具有自组织自创生能力的递归系统。而“当自我组织不仅仅被当做内部组织的生产/再生产，而开始被理解为诞生新事物的跳板时，第三波控制论就涌现了。在急速发展的虚拟生命领域，计算机程序被设计出来，允许那些‘生物’（具体的计算机数据/编码包）自发地向着程序设计员从未预想过的方向进化”，这就是控制论发展的第三阶段，人工生命诞生的阶段。人工生命的特点在于它能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和自主进化，这时，对生命的理解就已经不限于传统观念中的有机生命，无论是碳基还是硅基，只要能实现自主进化的物质存在形态都可以被纳入进生命的范围。今天，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蓬勃发展，机器人的智能性不断提升，人们在生活中豢养电子宠物，数码体生命也越来越多地介入日常生活。变成后人类不仅意味着给身体安装假体设备，意味着将人想象成精密复杂的信息处理机器，还意味将更加多元化的物质存在形态接受为“有生命的”。
计算机科学对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塑形沿着消解物质性的路径进行，而由现代生物学推动的生物技术革命则通过深入到物质性的内部—基因结构—对生命存在产生影响。自从1953 年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发现DNA 是一种存在于细胞核中的可以决定生物遗传的双螺旋分子后，科学家们便致力于破译人类和动植物的基因密码，掌握基因密码就等于掌握了操控生命的密钥。通过将生命的本质解释为基因结构，人类与动物、植物、微生物等一切受制于有形身体结构的区隔被消解，它们本质上都是携带着遗传信息的DNA 螺旋体，人类不仅和某些动物的基因有高度相似，甚至和植物也享有某些共同的基因片段。现代基因工程可以在分子水平上对基因进行操作，它将外源基因通过体外重组后导入受体细胞内，使之能在受体细胞内复制、转录、翻译和表达。基因工程可以用于培养转基因农作物，进行动物和器官克隆，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或进行生物制药。通过基因工程，人类已经制造出了一些作为“混合体”的非纯粹自然生命。它们一方面给生活带来便利，一方面也引发了公众对生态安全、生命政治、动物伦理等一系列问题的忧虑和争论。在面临由于基因技术滥用而沦为生命政治操控对象的共同风险这一点上，人类愿意将动物、植物等各种非人类生命纳入捍卫自然生命神圣性、生命的平等权利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联盟。如果说计算机科学推动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生命边界交融，那么现代生物科学则带来了人对更多非人类有机生命体的身份认同。二、文学：基于忧患的后人类未来叙事与情感塑形
除了包括各种具体的物质实存者，生命世界还包括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拥有的情感、态度和观念。这些情感、态度和观念是人们在接触新技术、新事物的过程中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心理调试逐渐形成的，文学艺术，尤其是科幻文学，在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这种精神调试的功能。
未来意识是科幻文学的灵魂。虽然人们习惯于将时间划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但从存在者的角度看，人却永远只能生活在现在。胡塞尔提出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关系从基于外部视角对客观历史时间的阶段性划分转换为对主体内在意识结构的描述，一切现在，即当下意识中，都包含着过往记忆在当下的滞留以及朝向将来的前摄。如果将这个本属于个体的内时间意识结构作为比喻运用到人类社会群体上，则可以发现，社会整体的文化意识结构中也具有同样的时间维度，并且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结构呈现出对于三个时间维度的不同偏向。古典时代是历史意识发达的时代，现实被看作不断循环的历史在当下阶段的重演，人们推崇历史并从中获得理解世界的图示、行动的依据以及意识形态确立的标准，史诗、神话、传奇等各种历史叙事也相应地成为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步入现代文明之后，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的盛行使“现在”的维度空前膨大，人们相信依靠自身的理性可以解释和洞察一切，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叙事成为主流。而未来意识向现实的侵袭则成为走向后人类时代的重要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加速发展的科技及其造成的生活骤变将许多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议题向人们迅速抛掷过来，既令人感到无成规可依的焦虑，又点燃了人们探索的冲动与热情，能够表达这些情感的科幻文学也因此备受关注。
20世纪的科幻文学佳作迭出，星际旅行、赛博世界、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几乎所有当代科学的重大进展都成为科幻文学的表现主题。美国航空航天局每年都会邀请科幻作家做预研究项目，从科幻作品中汲取科学发展的灵感。科幻文学“在文化语境中主动地形塑各种技术的意图和科学理论的能指。它们也表达一些假说……科学理论利用这些假设作为启发性的命题，有助于引导了推论和形成研究议程”，比如威廉·吉布森创作于80年代的小说《神经漫游者》（1986），其中描绘的赛博空间就成为今天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先声。不过，诸如此类“幻想成真”的情况并不意味着科幻文学的本质就是预言未来。它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将普通人对之怀有陌生感的科学技术通过文学想象的具象形式与日常生活经验绑定在一起，从而“为我们自己的经验宇宙提供实验性变种”。正如苏恩文所说：“科幻小说既不是预言式的未来学，也不是诸如象棋之类的空洞游戏，它同样是一种‘好像’，一项充满想象的实验，一个在人类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史中求新的方法性器官，一种认知模式……正如乌托邦小说一样，科幻小说也是一种‘严肃的游戏’，一场与各种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展开的嬉戏，它教我们如何去理解，并且必要时，如何去改变我们的经验现实。”科幻文学常常利用一些科学本身无力涉及的道德与社会问题作为构思核心，择取现实生活中的部分元素作为材料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演，编织出栩栩如生的未来世界，使读者通过仿佛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深入反思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或伦理困境，从而为读者适应科技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做好心理准备。可以说，科幻文学实质上是一种帮助人们适应科技导致的社会变局的精神操练和心理调试，它建立起心理免疫机制，使我们不至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措手不及地面对后人类世代的全面到来。
从总体上看，科幻文学对后人类生命景观的勾勒常常以“忧患”为主调，即更多表达人类在面对各种新生命形态时的迷惘、惶惑和恐惧，甚至不乏对未来的灾难性渲染。想象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未来是科幻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从阿西莫夫《银河帝国》（1941）中的机器人，到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1968）中的仿生人，再到特德·姜《软件体的生命周期》（2010）中的数码生命，科幻文学贡献了被哈拉维称作赛博格（cyberorg）的新生命形式，它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赛博格的情感活动和伦理地位，以及它们与人类充满矛盾冲突的关系常常会成为推动叙事情节展开的焦点。比如，《仿生人能梦见电子羊吗》勾勒了一幅由正常人类、仿生人、特障人、自然动物及仿生动物共同构成的生命群像。仿生人虽然在艺术才能、情感体验以及爱的能力等各方面都不亚于甚至超越人类，却依然因为它们的仿生人身份被人类追杀。小说里的人类警察会因为杀死仿生人而心怀愧疚，仿生人则为了证明自己和真实人类一样而去豢养自然动物。仿生人的生命困境其实是人类自己在面对人工智能时身份焦虑的投射，爱的能力与艺术创造力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身份标志吗？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何在？叙事中流露出对自然生命高于人造生命这一价值判断模棱两可的态度，意味着界定生命的传统标准正在发生动摇。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的太阳》（2021）则以一个儿童陪伴型机器人的视角出发描绘它所见的人类生活，机器人克拉拉心智初开的目光充满混沌与迷惘。是否会以及何时会出现克拉拉这样的机器人另当别论，但想象性地进入人工智能的情感世界这种陌生化的文学叙事视角，却使读者尝试用一种更开放包容的方式去思考生命。我们不可能依赖科幻文学去建立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具体伦理规范，但科幻文学却为我们接受伦理观的变革奠定了心理基础。
科幻文学也经常表现现代生物技术改造自然生命的主题并对此表达出强烈批判。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丹尼尔·凯斯，1959）讲述实验室小白鼠阿尔吉侬与同样作为脑科学研究实验品的、智力低下的人类查理之间的情谊。在手术治疗下，智力逐渐恢复的查理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作为试验品被摆布的痛苦，他与小白鼠的共情越来越多，直至最后两者均因为实验手术失败死亡，人与动物的边界区分在科学与资本联手操控造就的生存痛苦面前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小说《发条女孩》（保罗·巴奇加卢皮，2009）的主线是在基因技术滥用的未来世界，跨国种子公司试图夺取泰国珍藏的自然种子基因。这个未来世界充满着基因改造工程的受害者，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工人肆意驱使的巨象，因基因改造失败而被认为没有灵魂可以被随意杀戮的柴郡猫，转基因橡皮虫和生着“锈病”的农作物，再加上流落色情酒吧的发条人惠美子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泰国人民，他们共同构成全球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被压迫对象。未来当然未必如《发条女孩》所想象，但这种灾难叙事却真实地传递着人们为技术受资本驱动可能产生的僭越而感到的威胁与恐惧。如果生命可以被模拟或仿造，那么它势必会被编织进受资本操控的物化体系；如果生命的自然性神圣不可颠覆，那么该又如何限定基因技术的伦理边界？
科幻文学的“忧患意识”既不意味着未来必然是灾难性的，也不代表反科技的保守论调，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诊断、一种警告、一种对理解和行动的召唤”，推动人们深入思考科技发展隐含的危险或变革潜能。莱布尼茨曾经提出过“可能世界”的概念，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各种可能世界中唯一获得实现的那一个。未来由每一个发生在当下的选择造就， 唯一的现实世界正是在推动世界发展的无数个可能瞬间中不断做出选择的结果，科幻文学正是对无法全部成为现实的多种可能世界的展演。它让我们看到，倘若如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不去限制资本对技术的操控，那么未来将会陷入怎样的危险；倘若在不断突破自然生命边界的技术冒险中从不思考关于生命之根本和存在意义的问题，那么人类自己的存在终将会遭到技术的反噬。科幻文学的忧患意识其实是对当下正在展开着的行动的提示或预警，督促我们尽量将技术进展的雄心放置进对人类生命世界复杂图景的综合考量中，以便使行动更加审慎。
杰姆逊曾说：“最典型的科幻小说并没有真正地试图设想我们自己的社会体系的‘真实的’未来。相反，它的多种模拟的未来起到了一种极为不同的作用，即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与其说科幻文学在想象未来，不如说它正在作为现实行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塑造未来。它作为“有关世界和经验的一种衍生的构造性视界”，作为供人们综合生活世界中诸多复杂因素进行未来推演的“思想实验室”，为现在提供着选择的依据。这个实验室通过把遥远模糊的未来变成一种具体可见的情景成功地激发起人们的怕与爱，让人们在技术发展产生的未来迷雾中认清楚自己所珍视和所厌恶的，所渴望和应拒绝的。未来世界的具体形态无法确知，唯一能确知的，是未来的形态取决于现在的一切所思所感和行动。未来世界既为科技进展和物质实践所造就，也为人们的忧虑、恐惧、期待等心灵的合力所造就，正是那些鲜活的情感力量充当着影响物质实践前行方向的深沉动力，也正是在看似表达幻想的科幻文学所生产的真实精神动力的作用下，我们才能够不断“把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此外，科幻文学的情感塑形作用还表现在它可以疏泄新技术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上。人们在新技术成果真正普及进入日常生活之前，就已经通过科幻文学获得了与新技术遭遇的虚拟经验，这些经验作为“一种关于世界的陈说，它使情感中心在真正接触这个世界时有所准备”。
总之，从新技术能够模仿或改动自然生命的那一刻起，后人类生命世界就已经启程，展现可能世界的科幻文学通过其对现实世界的情感影响力，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发挥着调整航向的作用。没有文学想象的多维可能世界与单一现实世界的交相映射，现实向未来延伸的道路就可能会像在黑暗中踽踽独行一般艰难。三、理论：生命本体的理论建构与观念塑形
如果说科技是后人类生命世界的物质塑形力量，科幻文学是后人类生命世界的情感塑形力量，那么理论则通过围绕人与技术、人与非人类存在者的关系以及生命本体论等问题的哲学思考，对后人类生命世界进行观念塑形。“后人类”给予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清晰的身份命名，唐娜·哈拉维、凯瑟琳·海勒、布拉依多蒂等学者正是围绕这个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炼出新的生命本体论，挖掘出颠覆性别歧视、物种区隔和社会压迫的革命潜力。随着后人类文化理论的建构，与科技变革相匹配的伦理取向也逐渐得以明了，后人类生命世界由分散的物质技术实践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文学想象，逐渐生成为一种可经由伦理实践变革而实现的更加完整的社会形态。后人类理论冲击的是欧洲近代人本主义个体生命观，在这种观念中，又以男性的、白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个体作为“人”的标准范本。其实在后人类概念提出之前，女权主义、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各种文化理论就一直致力于拆解欧洲文明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挑战那些造成社会和自然危机的传统观念，而这些充满解构气质的理论随着后人类概念的提出得以聚集，汇聚成推动一个拥有更加平等、包容、多元的生命伦理观的未来世界生成的积极能量。
在《赛博格宣言》中，哈拉维认为自从20 世纪晚期以来，“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无论在正式话语中（例如，生物学），还是在日常实践中（例如，集成电路中的家庭工作经济），我们都发现自己变成了赛博格、混血儿、镶嵌画、怪物凯米拉。生物有机体已经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生物系统和通讯装置。在我们关于机器和有机体、技术和有机的正式知识中，没有根本的本体论区分”。以赛博格界定生命意味着悬置生命起源，即生命体不再从其起源和诞生过程中获得先验性或本质性界定，而是作为构成机体系统的各部分的组合关系被定义，这就可以避免陷入与起源论相关的男性与女性、文明与自然的二元论等级模式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主体是通过人与自然事物建立起差异性区分，从与自然的原初统一中分离得以确认的，人类的劳动者身份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精神分析学则认为自我（其实主要是男性自我）身份是在婴儿与母亲分离并对父亲所代表的文明秩序的认同过程中确认的，所以人类自我意味着父亲（男性）话语模式的主导权。而当赛博格理论悬置起生命起源问题后，人类需要经由征服和改造自然或者认同父亲而获得自我身份确认也不再具有必然性。当机器可以和有机身体相联构成生命体，当人可以移植他人乃至动物的器官，当生命可以通过基因编辑被制造时，我们就“不需要有机整体论来给出不可渗透的整体性、完整的女人及其女权主义变体”。哈拉维以非本质主义方式解释生命的赛博格理论中，隐含着推进女性解放与动物解放的潜力。
海勒则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通过梳理控制论发展历程表明，成为后人类意味着将生命体理解为一个控制论的分布式认知系统。控制论从最初模拟大脑的神经活动机制发展到后来强调具身认知，在智能机器与人类生命彼此之间不断翻转的模仿与隐喻关系中达成了对“主体”的重新理解。认知并非始于头脑，而是发生于身体知觉和行动中；主体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机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逐渐涌现，并分布在对环境做出反馈的身体行动中。从古至今，人类一直生活在使用工具应对物质环境的生命活动系统中，工具越复杂，对环境的认知也越精细。所以海勒认为，“现代人类比洞穴人具有更精密复杂的认知能力，不是因为现代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建构了更加聪明的工作环境”。人类主体既不是神以自身为摹本的天生高贵的受造者，也不是凭先验理性和自由意志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操纵者，而是“人-工具-环境”构成的生命世界系统中的生成者。无论现代人、古代人还是智能机器人都是“从既定的网络中诞生，变成物质的真实，被社会约束，被话语建构-暗示，由于相似的原因，我们一直都是后人类”。海勒的后人类理论通过突出具身行动与物质环境的互动关系消解了由孤立大脑活动支撑的主体性，以作为具身化分布式认知系统的新主体身份挑战了“人是通过个人力量和选择实践自我意志的自主生物”这种传统观念。
布拉依多蒂在《后人类》中提出，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转向的核心。她认为生命本质上是“通过实在化能量流动，通过跨越复杂肉体的、文化的、技术化的网络系统的活力信息符码”生成的关系联结体，看似以封闭的身体边界相区隔的个体与物种，其实都是生命信息传递和生命能量流动的产物。以“普遍生命力”为核心的后人类生命世界风险与机遇并存：风险是因为资本把人类生命和其他物质都变成了榨取利润的对象，生命贸易也将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机遇则是因为这种生命风险会使身陷其中的人类更容易与非人类物种之间产生认同，更容易“意识到个体是不可抑制的遭遇、相互作用、情感性和欲望的共同效应”，从而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生命伦理态度。正如布拉依多蒂所说：“我作为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的后工业主体所居住的这个星球，在女性人类、肿瘤鼠和克隆的多莉羊之间，在具身化和嵌入式定位的方式上存在很高的熟悉度及很多共性……我的状况与人类的不可侵犯和完整概念相比，更接近于这些有机体。”人类自己在面对生命操控时的恐惧和脆弱，使其更容易聆听到多莉羊、肿瘤鼠、临近濒危的物种和正在消失的种子这些似乎无法言说的生命发出的咆哮声，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自我正分布在与这些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链接关系中。因此，后人类转向意味着一个“决定我们能够生成什么和生成谁的神奇机遇，一个让人性重新以肯定方式更新自我的独特机会”，新的伦理观也将在对主体性的重新理解中逐渐生成。
以上三种后人类生命本体理论——赛博格理论、控制论的系统分布式主体理论、普遍生命力理论——都强调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精神、人与非人类生命存在者的连续性，都从跨物种、跨性别视角出发理解生命，也都是对依靠先验自我以及普世性价值观界定的人类主体的超越。科技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为资本利用成为生命操控和权力垄断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消除压迫和社会不公的革命力量。而后人类文化理论作为架设在科学话语与人文理论之间的桥梁，正是通过促使科学理论向哲学、美学、伦理学等人文理论的创造性转化来对抗操控，使物质进步最大限度地向着为地球生命创造福祉的动力转变。后人类理论也常常结合科幻文学批评来陈述观点，它们从科幻文学的未来想象中拣选出最有价值的议题，从文学作品充满含混与不确定性的叙事空间中捕捉最有活力的思想生长点用作理论创造的资源，并将文学经验中那些忧虑与惶惑的情绪以及游移不定的态度通过理论反思转化成坚定的信念。后人类理论以其富有创造力的言说将原本隐匿在分散事实中的变革潜能放大，为其推波助澜，使其成为可以推进行动的思想力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富有先锋精神的理论话语充当了后人类生命世界的观念塑形力量。四、结论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为后人类生命世界找到一个准确的发生起点，因为，与其说它是一个既成的、具有完整结构的生命世界形态，不如说它是一个由新科技引发的漫长历史渐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对生命的新认知方式、新的生命伦理观和价值标准都将逐渐树立，以便人们能在观念、制度和规范层面都能真正容纳并恰当安置那些与我们有着多多少少相似性、相关性的自然和人造生命。后人类生命观念意味着，对人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以自然肉身为载体，以理性头脑和自由意志为标志的封闭孤立个体，人可以被理解成在与环境进行持续信息交换的过程中涌现生成的具身认知主体，在与其所属生命活动系统中各种存在物的互动关系中被造就的关系构成式主体，以及在万物并作的自然进化史中与非人类生命共享某些基因片段或结成伴侣关系的生态主体。总之，当我们开始从人与机器、与动物以及与自己身体的内、外部环境的关系中重新考虑何为主体时，就意味着开始与欧洲近代人本主义的“前人类”主体观分道扬镳了。倘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伦理实践中真正践行这种对生命的理解，并且有社会规范、制度为这些实践提供保障，便意味着一个成熟的后人类生命世界初具雏形了。
科技、文学和理论这三者共同充当了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塑形力量。首先，计算机科学和现代生物科学催生的那些具有生命跨界力量的技术成果，使后人类生命世界有了诉诸物质现实的可能，科技是后人类生命世界的物质塑形力量。其次，科技飞跃带给人们的强烈情感冲击在对未来生活进行模拟演练的文学想象中找到了疏泄的出口，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帮助人们适应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心理调适手段，是后人类生命世界的情感塑形力量，而文学的情感影响力最终又落实在人们如何选择朝向未来的行动方向上。最后，后人类文化理论作为连接科学理论与人文话语、物质实践与思想创新的桥梁，从生活实践和文学作品中提炼思想资源重构生命本体论，阐发新的生命伦理价值观，是后人类生命世界的观念塑形力量。物质世界的变革总能在情感体验与思想观念世界中获得映射与回应，情感活动与思想观念反过来又影响、制约着物质实践的走向，科技、文学和理论三重要素在后人类生命世界的生成过程中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结互动。虽然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生活中，新技术产物与新文艺作品迭出、新科学概念与新文化理论乱花渐欲迷人眼，但由科技引领的物质实践、令情感流淌的文艺创造的河床以及使行动明确有力的伦理追求，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始终是涌动在繁杂表象背后的基本力量，对这三重因素联动关系的分析显示着跨学科视域对于理解后人类生命世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排版：靳品侠
复核：李 炜
终审：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注释、参考文献省略。